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科学水平十分落后。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员不足500人，专门的科研机构只有30多个，基础研究几乎是从零开始起步。经过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努力，基础研究事业飞速发展，基本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基础学科体系较为完备的国家之一。主要反映在基础研究产出的中国科学家发表的国际论文增长迅速，质量不断提高，引起国际科技届的广泛关注。1978年，SCI收录的中国论文仅有502篇。2008年世界SCI论文总数为143.74万篇，收录中国SCI论文为11.67万篇（中国内地产出8.91万篇），占世界份额的8.12%，世界排名一举超越德国和日本，进入第3位，与第2位的英国相差无几。1998—2008年我国SCI论文共被引用288.08万次，总被引用次数的国际排名从2002年的第20名上升至2008年的第9名，我国SCI论文篇均被引用次数从1992—2002年的2.55次增长到1998—2008年的4.81次，表明我国SCI论文的质量有了大幅跃升。若干领域已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我国基础学科在国际上的综合排名，1996—2005年为第13位，1999—2008年达到第7位。其中，数学、物理、化学、工程技术、计算机、材料、地学等位于世界前8位，生命科学、空间科学、环境科学等虽然总体差距还较大，但成长迅速。 　　

目前，我国从事基础研究的全时人员已达11万人，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文革”期间，我国科学家应邀担任国际一些重要学术组织的领导人可谓“凤毛麟角”。如今，我国科学家共参加356个国际科技组织，有206位科学家在各类国际科技组织中出任各级领导职务。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学家应邀担任国际重要学术期刊的编委、审稿人，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学家获得了国际科技奖励。形成了只有少数几个科技大国才具备的，包括研究实验基地、大型科学装备、自然科技资源、科学数据、科技文献等各类科研基础设施体系。 　　

正确把握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阶段特征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对我国基础研究的实力和水平应保持清醒认识。我国基础研究实力和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诺贝尔科学奖至今尚未实现零的突破，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基础研究成果鲜有中国科学家的名字。从论文统计数据看，数量排名靠前，质量排名靠后。2008年我国SCI论文总数进入第3位，但总被引用次数只排第9位；篇均被引用次数只有4.81次，只与印度接近，与国际平均引用数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差距更大。我国尚没有一个学科的论文的篇均被引用次数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最近，国外有人撰文指出，中国研究者近些年写了大量论文，世所罕见，但大多数研究人员都在重复地做低层次的简单的研究工作。中国知识产品的数量极其庞大，但是附加值非常低，中国在世界知识链上仍然处于底端。有学者提出，当前，很多重要的研究领域仍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我国科学家的研究总体上还是跟踪性的，原始创新研究较少，同时有分量的成果十分有限。尽管我国科学家在国内外研究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但在新的科学概念和新的科学领域的提出、科学成果的最终总结上的贡献仍十分有限。 　　

从基础研究队伍看，我国缺少能够引领当代科学潮流的科学大师，获得国际权威科学奖的人很少。在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刊物中任职的中国人近年来虽有增加，但总体上数量偏少，在国际权威科学组织中出任外籍院士的人数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 　　

科技部2007年组织开展了对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结果表明，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中处于中游水平，而其中知识创造能力更弱，低于知识扩散与应用能力、创新绩效影响能力和创新资源投入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基础研究是我国科技创新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实力和水平不容高估。 　　

客观地看，目前我国基础研究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但整体的创新能力和研究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正处于从跟踪、积累到酝酿突破的阶段，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还需要一段时间，甚至可能是比较长的时间。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着力解决我国基础研究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在正确把握我国基础研究所处阶段的基础上，推进我国基础研究继续发展，必须正视和着力解决我国基础研究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创新环境亟待改善。科学家是基础研究工作的主体，千方百计为科学家创造良好的环境是我们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技投入的不断增加，科学家的生活条件、科研用房和科研仪器设备等硬件条件大大改善。但有利于创新的软环境建设亟待加强。“中国的科技界目前存在诸多的道德、学风和管理制度上的问题”。基础研究中急功近利、浮躁等不良风气时有表现，较少有人能够潜下心来，“十年磨一箭”，坚持开展探索性强、风险高、周期长的研究。针对这一问题，有关部门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成效不甚明显。据中国科协最近的调查，近半数科技工作者仍然认为，当前学术不端行为是普遍现象。多数科技工作者认为，“学术评价制度不合理”、“社会大环境不好”、“监督机制不健全”是造成学术不端行为泛滥的主要原因。 　　

诚然，解决这个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有关部门和全体科学家的共同努力。除有关方面已经采取的措施外，我以为以下几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有关部门应进一步提高对解决这个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把此项工作放在更加重要、更加突出位置，认真组织开展调查研究，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特别是要注意倾听一线科学家的意见和建议。各级基础研究管理工作者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科学家服务的思想，把努力为科学家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二是要进一步加大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的力度，加快建立竞争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管理机制。三是要大力推进我国基础研究工作的国际化，如吸引外国科学家来华工作，聘请外国科学家到我国学术组织任职，参加评审评价活动等，在国际化过程中推进环境建设。四是国家科研计划和项目、科技奖励、院士遴选等要继续研究改进评审办法，引导和鼓励科学家潜心研究。基层科研单位应停止每年对科研人员评价并与SCI论文挂钩的做法。SCI是统计指标，在统计意义上才具有科学性。SCI基本上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水平，但用SCI来衡量某一位科学家某一年的成绩，没有统计意义，显然不合理。五是要在科技界加快建立单位和个人的科研诚信档案，建立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惩处机制。 　　

基础研究目标缺少顶层设计。我国基础研究重大创新成果少，工作系统性不强。这个问题是我国基础研究目前所处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在整体推进基础研究发展中逐步解决。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我国基础研究缺乏研究目标的引导是重要原因之一。 　　

长期以来，我国制定了许多基础研究发展规划和计划，对推动基础研究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规划和计划往往比较宏观，难以具体引导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基础研究方面的两个国家主体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支持科学家的自由探索为主要使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尽管有项目申报指南，但总体上还是科学家小组自下而上申报项目，项目之间往往关联性不强，执行期又较短。我们缺少中间层次的研究计划，如国际上有名的“脑研究10年计划”、“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等。此外，由于在基础研究领域普遍实行的竞争机制，科研单位自有科研经费很少，难以对重要的研究领域或方向给予持续稳定的支持。这些原因导致我国基础研究实际上是一大批相对独立而执行期又较短的项目在运行，研究工作缺乏系统性和可持续性。 　　

可喜的是，“十一五”期间，国家启动了蛋白质研究、纳米研究、发育与生殖研究、量子调控研究四个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初步探索和积累了组织实施这类中观层次研究计划的经验。可以相信，坚持十年乃至几十年，不断总结完善，我国在这几个领域的研究定会结出丰硕的成果。 　　

我国基础研究的领域很广，光有四个研究计划显然是不够的。最近，路甬祥院士提出：“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很难预见，它是随机发生的，主要依靠科学家的创造性思维。我们做了一些思考，看来适当的前瞻领域方向还是可能的”。中国科学院根据这个思路，组织科学家编写了《创新2050：科技革命与中国的未来》，提出了22个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战略性科技问题，其中很多是重大基础研究问题。这类问题就特别适合用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的形式组织实施。有关方面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和讨论，提出增设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的方案，并组织实施。可以设想，如果我们确定20—30个这样的方向和领域，并加大在这些方面的支持强度，吸引和引导更多的优秀科学家组成相对稳定的团队投入相关研究，10—20年后，我国基础研究一定会再上一个新台阶。 　　

基础研究投入还很不够。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持续增长，有力地保障了基础研究的发展。2008年，我国基础研究总投入达到208亿元，是1988年的40倍。1995—2008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长20%以上。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在总体上还是一个科技投入强度不高、科技投入总量不足的国家。从基础研究投入累计量、投入强度以及人均研发经费等指标看，与发达国家的投入水平相比，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相比，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仍有较大差距。如美国2008年基础研究投入达到228亿美元，是我国的8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R&D的比例长期徘徊在5%左右，近年来甚至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07年为4.7%，2008年为4.54%。随着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和企业应用研究投入的增加，该比例还将进一步降低。从国际上看，OECD国家基础研究占R&D的比例在12%―20%，我国的差距十分明显。 　　

我国基础研究要支撑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实现跨越和质的提升，投入是基本保障，必须在现有基础上跳跃式增长。特别是，我们在强调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增强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的支撑作用的同时，要有战略眼光，注意防止忽视和削弱基础研究的倾向。在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的情况下，特别注意提高基础研究投入在科技投入中的比例，尤其是政府科技投入应进一步向基础研究倾斜。 　　

在增加投入的同时，要切实提高经费使用的监管水平，确保有限的投入真正用于科研，提高资金使用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