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学术造假问题的不断出现，随着论文买卖这一“新行当”被曝光，随着一系列不端行为发生在本应纯净的学术界，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学术界怎么了？
　　面对曝光的镜头，各种学术不端者总是怀揣各种理由，其中最常见的是把责任推脱给不合理的考评制度和科研体制。比如，总是有论文剽窃者或明或暗地抨击学术圈的SCI崇拜。而前一阵有个大学的领导则表示，评奖材料造假是为了给学校争取更好的发展机会。这样的理由有时也让人迷惑，那些不端者是否也是不合理制度下的受害者呢？

　　面对种种推脱的不端理由，我们常常批评：同样的环境下，为什么别人能沉心科研，而你却用不端行为来应对？可事实证明，这样的道德谴责实际用处有限。确实，如今科技事业大为发展，科研已是高度职业化的工作，完全用榜样的力量、道德的约束来鼓励和约束科研人员似乎不足以应对局势的变化。那些不端者正是在制度发展落后于局势变化时期的投机者和“撒娇者”：一方面投机性地利用制度的不完备为自己获取利益；而一旦投机行为被识破，又称自己是在不完备制度下不得已而为之。洞悉了不端者的这种行为模式，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所谓不合理制度下的受害者，不过是不端者为博取谅解的撒娇式推脱。

　　当然，这样说也不是为当前科研体制开脱。我们不否认当前的科研体制尚有不合理之处，但也不得不反思，做学问的底线如此轻易地被攻破，难道全是环境的原因？改善学术生态的责任，难道与个人全无关系？

　　假设在我们国家的科研体制达到“完美”状态之前，科研人员可以“合法化”地做出学术不端行为。那么对于选择坚守学术道德的科研人员来说，这种“合法化”是否意味着对他们的不公？更重要的是，当“完美”体制出现时，被学术不端侵蚀已久的学术界又还能有多少创新能力？

　　在近日召开的科研诚信与学风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刘延东给当下的学术界开出了药方：一方面完善当前的科研考评、经费分配制度，另一方面加强监管和惩治的硬措施，并推进惩治学术不端的立法工作。如此坚定的惩治措施，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制度或许尚不完备，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学术诚信并非在学术场争取各种利益的砝码，而是科学研究不可失守的底线。（徐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