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丙奇，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两篇论文一半篇幅以上引用他人已发表的论文，博士期间发表专著与他人已出版的专著在部分章节上存在大量相似，还有两篇文章涉嫌一稿多投，湖北经济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蔡红英被公开举报“学术不端”。

8月4日晚，湖北经济学院官网发布《湖北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关于蔡红英被指“学术不端”问题的认定意见》称，蔡红英被指抄袭的两篇论文属于历史性、国际性比较研究，引用他人相关研究成果并提炼自己的研究结论与观点是必要的；专著部分的引用为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管理制度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的文件；“一稿两发”非蔡红英主观行为。“存在学术不够规范，但不构成‘学术不端’”。（中国青年报8月10日）

出现这样的调查处理结果，一点也不奇怪。早在2009年，云南中医学院院长李庆生被举报“抄袭”和“一稿多投”后，该校学术委员会就认定其为“过度引用且引用不当”，虽然遭遇舆论普遍质疑，但学术委员会的认定让其安然过关。对此，有舆论建议，处理高校学术不端争议，应该引入独立的校外第三方机构，避免行政和利益因素对学术调查的影响。

这种建议得到不少支持，可是，这忽视了大学本来就是学术共同体，学术自治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特征，要解决当前大学学术管理、评价受行政和利益因素影响的问题，关键应该在大学内推进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分离，建立独立的学术委员会，而非指望校外第三方的力量。

由校外第三方机构来调查大学的学术不端，这一机构怎么构建？是行业协会组织，还是上级主管部门牵头？是机构主动介入，还是学校委托？从国际范围看，涉及学者学术不端的调查、处理，均由学者所在的学术机构（高校、科研机构、学术组织）的学术委员会负责，因为这是学术共同体维持学术规则、秩序的需要。只有涉及法律的问题，比如学术欺诈，才由司法机关介入调查，而在案件审理之中，关于学术不端的认定部分，也需要学术共同体进行调查、认定，而不是由司法机构进行调查、认定。

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术管理和评价中的作用，才是正道。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均已经认识到这一点，2014年，教育部出台《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明确高等学校应当依法设立学术委员会，健全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并以学术委员会作为校内最高学术机构，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高校成立的学术委员会，并没有真正成为学校的最高学术权力机构。

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高校的学术委员会的选举委员，并不是由教授选举产生，而是由校方委派。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包括当然委员（由学校职能部门负责人担任）和选举委员两部分，其中选举委员应该由学科教授选举产生，代表学科教授参与学术事务的管理和评价，但在具体组建学术委员会时，很多学校没有选举委员的过程，所有委员不是当然委员，就是指派委员，这样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并不独立。

另一方面，高校的学术委员会，不是一个独立运行的机构，而是挂靠在学校的某个职能部处，如人事处、教务处等，具体工作受行政部门领导。这样一来，针对学术不端的调查和处理，往往就听学校行政的指令，是否启动调查，怎样进行处理，学术委员会没有独立决策的权利，而是充当工具，将校方行政对这一事件的定性处理，通过学术委员会合法化。

大家所见的是，针对普通教师、学生的学术不端调查、处理，学校都很迅速，学术委员会的作用似乎十分明显，而针对学校校、院领导的学术不端调查、处理，就特别困难，而且，一些在公众看来属于抄袭、造假无疑的学术不端，经过学术委员会的调查，却只是“过度引用”，引用“不规范”，这样的学术委员会，就充当了学术不端的保护伞，而严格来说，是校方以学术委员会调查的名义，充当学术不端的保护伞。

学术不端是学术创新的天敌。纵容学术不端，实则是鼓励学者不择手段实现功利的学术目的，这会败坏学术风气。我国教育部门和科技部门反复强调对学术不端零容忍，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确保高校的学术委员会真正发挥作用，而不是任由高校自定义学术不端，更不能以学术委员会调查的名义为学术不端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