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某大学多名教授身陷“抄袭门”，其中一名大学教师张世友，从教21年，10篇论文被指抄袭，其间职称从讲师一路晋升到了教授，并调入另一所大学。该校官方信息显示，2004年该校曾有教授因抄袭受到校方处分，但也在同一年该人升任学院副院长。

应当说，这已经不是一桩能引起公众足够多惊讶的新闻，尽管媒体披露的论文抄袭情况本身足够恶劣。一位年轻的高校教师，从教伊始便以大篇幅、大比例的抄袭出道，在随后的高校考评、学术考核过程中，几乎得不到丝毫有效的甄别和监督，这很难说只是个别教师、个别学者的个人学术道德问题。据中青报的报道，由网友举报牵出的这桩连环剽窃案，当事人所在学校本身就不只一人涉案，甚至有曾经被查实剽窃的教授，在接受学校处分的同年就升任学院副院长的前例。

高校教师爆出抄袭丑闻，这样的事情并不鲜见，而且知名度较此次涉事大学更高的学府，同样面临着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的侵蚀，而且同样缺乏有力的防御、应对和惩处。此前曾掀起大波澜的西安交大教授李连生学术造假事件，最终引发科技部撤销奖项、收回奖励证书、追回奖金的公告，涉事当事人被大学解除聘用合同。但彼时，外界对事件的处理不乏“严厉”的评价，如此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之所以被认为处罚严厉，是因为比比皆是的高校学术腐败，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更多的高校教师甚至知名教授，虽然也因抄袭丑闻缠身，但大多能被冷处理，最终往往安然无恙。这一现象，在此次事件的事发地，显然也可以寻到影子。

按照抄袭事件当事人张世友的说法，“时代不同，基本要求和标准也不太一样”，这同样是不少抄袭者事后不肯认错的常用理由，将罪错推给时间、推给历史，好像一提到“历史原因”就可以让一切不合理行为变得众所周知、为人理解。但事实上，即便是倒退几十年，上世纪80年代适用的版权保护条例，同样对引用他人作品的总量有严格的比例限制。如果说抄袭是一种学术不端行为，那么当抄袭被揭露后的不认账和狡辩，显然更让学术尊严丧失殆尽。在这样一种不堪的学术环境中，大学所扮演的角色怎么才能不尴尬？

该校在媒体报道后承诺已经着手调查，称校方启用学术不端检测系统进行对比。而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在于，目前已经在国内高校学生毕业论文中普遍适用的电脑检测系统，为何在大学教师职称评定、考核过程中却鲜有使用。教授的论文抄袭与否，高校常设的学术委员会发现不了，居然需要网友匿名举报，已足见学术评审机制的僵化与效率低下。况且，十几篇文章，即便是通过系统比对，也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大学在调查上的拖延，是否在为当事人(以及高校自己)寻找托词、寻求应对之策？此前西安交大的学术造假事件中，多位高龄教授实名举报多年，不仅看不到有关机构的响应，反而招来威胁、“做工作”，仿佛举报者成为影响大学学术声誉的罪魁祸首，以致以维护学术声誉为己任的学术委员会，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站在学术不端者一边，直到中央级媒体介入报道，才让事件有了转机，显然不是孤例。

高校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学术不端行为变得态度暧昧？又为什么会对这样严重有损大学声誉、学术尊严的人和事出奇地宽容？学术行为有其自身的规则，要求学术领域的参与者普遍遵循和信守一些最基本的学术底线，其中当然要包括“不抄袭”。但是，规则形同虚设的现实原因或在于，长期趋利化学术研究导向的浸染之下，高校教师的科研写作被掺杂进太多外在的影响因素，金钱的、职称的，以及大学行政化所带来的权力崇拜与世俗之风。“学者安心做学问”这个最起码的要求，不光是大学无法提供给教师这样的环境，甚至大学教师本身也无心就学。包括学术期刊本身的不堪，收费发论文现象的猖獗，虽然引来国家有关部门的严管，但依然没有大的改观。

大学，被视为社会文明的最后堡垒，被寄托以道德典范和职业底线的维护者，学术不端行为的肆虐，令大学失色。学术腐败个案的雪崩式爆发，于学术信用而言可谓危如累卵。学术不端对大学、对整个社会的伤害，几乎无须赘述，但又不能不重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