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高校学术不端行为层出不穷，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可以说现在学术不端行为已不仅仅是某个学校、某个层面的事情，已经蔓延到整个学术圈内，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公共问题。

 

虽然学术不端行为玷污了学术、污染了社会环境，以至“人神共愤”，但对相关责任人的惩治却很少见于报道。这固然与学术与行政相结合的原因有关，也与当前的管理制度有关。主管部门把惩治学术不端行为的权力，下放到各个学校，由各个学校自主选择处置方式。这就犹如把惩治罪犯的权力交给其家人而不是警察一样，不可能起到真正威慑罪犯的作用。这也能从一个侧面解释，为什么天天在喊防止学术不端行为，而此类事件却依旧层出不穷的原因，当实施学术不端行为的所得远远高于其成本，在理性经济人思想指导下，做出这样的举动也就不难理解。

 

当今高校主要是两种权力在支配：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进一步说来，是行政权力主导着学术权力，但同时行政权力也不能脱离学术权力，这两种权力不是相互分立、互相钳制，而是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体，可以相互转化。当行政权力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可以拉动学术权力。同理，学术权力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也可以帮助获得行政权力。在高校里，院长要想升校长，就得作出一些成绩，具体而言，衡量院长的成绩就是所管辖学院的论文发表数目和项目经费这些容易量化的东西，于是院长会鼓励本学院老师和同学多发论文、多拉经费，当这些量化的东西达到一个数量的时候，行政权力才有可能提升；而对普通老师的学术权力而言，要想提升，就得依靠行政权力多批课题、多拉经费。于是多发论文、多拉项目是双方共同的选择。在特定的时机下，学术不端行为对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双方都是有利的。对行政权力而言，学术不端，可以导致其政绩迅速提升，获得更大的行政权力就成为可能；对学术权力而言，学术不端，可以提升其知名度，能够获得更多的课题与经费，于是学术不端就成为双方博弈的纳什均衡。另一方面，在中国高校里面，通常行政权力领导必定拥有一定的学术权力，否则很难对下面的老师进行管理，于是很多院长、校长在承担大量行政事务的同时，还得去维持自己的学术名声，在此背景下，一些高校的院长、校长的学术不端行为便不足为怪了。

 

高校不是存在于空气中，在讲究“效率”优先的当下，任何事情都希望迅速、高效。对主管部门而言，最好是今天投钱，明天出成果，后天进行商业化生产，收回成本，因此要求研究者必须早出、快出成果，这种压力经过高校的行政机制一层一层传导后，最终压在普通老师和学生身上。在中国，不是社会屈从于高校，而是高校屈从于整个浮躁的社会。在如此大的背景下，真正做学问的人是非常难以生存的，因为学术的真正价值与当前社会高效、迅速的价值观是不符合的。人们常说：“要想学问做得深，须做十年板凳冷。”这也从一个侧面道出做学问的关键：要静心、精心，而不是浮躁、肤浅。而现如今，别说十年板凳，一年都不允许，如此短的时间，还必须得出成果，如此这般，只能逼迫很多老师不得不想方设法去应付，而学术不端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可供选择的手段而已。

 

个别研究人员的学术道德低下，也是学术不端行为屡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前面谈论的两点，都是其发生的客观原因，而学者本身的学术修养不高是发生此类事件的主观原因。学术是神圣的、高尚的，而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应该是最有道德的，最具独立性的，而现如今这样的人只能活在我们的记忆里，当我们满怀敬仰与羡慕之情，谈论西南联大之时，便是对当今的最好观照。所以，学术不端行为不仅玷污了学术，也玷污了所有正直的学者。

 

（徐顽强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吴剑平为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