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带，又称怀挟，是指考生把与考试内容相关的书籍和文字私藏在衣物考具之中带进考场，以备答卷时抄袭，这是科举时代士子场闹作弊最常见的方法。明清时期，科场夹带的主要内容是《四书》《五经》、猜题习作及优秀考卷汇集成的程文。对科场夹带作弊，历朝严禁，清时尤严。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任凭防惩场规如何森严，夹带作弊仍愈演愈烈。乾隆九年（1744年）甲子科乡试，顺天考场就发生了一起重大夹带作弊案，其夹带人数之多，对朝廷震动之大，以及由此引起清政府制订的禁防措施的影响之久远，在清代科举史上都是少有的。就舞弊手段而言，这是有清一代最大的科场夹带作弊案。

一、两场搜检 夹带四十

乾隆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即在开考前夕，乾隆帝就顺天科场夹带作弊的禁防问题通过内阁颁发专谕“外场弊窦多端，尚有不可枚举者，即如怀挟一事，倩人代作文字，夹带人场……相习成风。则是读书作文皆可不用，立身行己皆可不问，何以名为士子？何由得见真才？”为此，乾隆帝一面谕令顺天主试官员“于今年科场实力稽查，毋得虚应故事”，一面警告“凡为士子者，亦宜返心自省”，科场上“诡诈潜藏，行同盗贼，此等之人，尚何望其范官分职为国为民，清夜自思，得不深自愧赧乎？” 同日，乾隆帝还向各省下发谕旨“闻外省夹带之风亦复间有，不可不严行禁止，著各省监临、提调等官于点名时严加搜检，片纸只字不许携带入场，务使弊绝风清。”

为确保搜检到位，收到实效，乾隆帝特地下令：每搜得一人，赏银三两。以此激励搜检兵役实心尽职，而不致于应付差事。

八月初八日，第一场考试点名入闱。钦派北闱监临官工部尚书哈达哈、步军统领舒赫德与巡察御史等督率兵役“将应试之满汉贡监生员严搜怀挟情弊。”结果，这一次就搜出夹带考生21人，工部尚书哈达哈等立即于次日将这一情况奏报乾隆帝，并将作弊考生的姓名、籍贯及夹带情况“另缮清单，恭呈御览”。其中开列道：

同陵泰，镶黄旗满洲哈岱佐领下生员，年二十二岁，系少詹仙保之子，在筐笆内夹带经文。

图敏，镶黄旗满洲青海佐领下生员，年二十五岁，系原任礼部郎中穆臣之子，在裤带上夹带文字。

常岱，正白旗蒙古禧缘管领下生员，内务府笔帖式，年三十五岁，系拜唐阿观保之子，在帽内夹带文字。

徐汉，镶蓝旗汉军金文渊佐领下生员，年二十六岁，系原任佐领徐锦之子，在锡烛台内夹带经文。

黄烋，正白旗汉军董启柞佐领下监生，年三十八岁，在帽缨上夹带文字。

赛明阿，镶蓝旗觉罗博麟佐领下岁贡，年三十七岁，在帽子上夹带经文。

徐宪，江南无锡县监生，年三十五岁，在帽缨内夹带经文。

陆光远，江南太仓州监生，年二十六岁，在帽缨内夹带经文。

陈瞻，江南太仓州监生，年三十八岁，在帽顶内夹带经文。

虞学鸿，江南金坛县监生，年三十一岁，系原任刑部主事虞钦元之子，在袖缝内夹带经文。

华公辅，江南金匾县监生，加捐县承候选，年二十六岁，在裤档内夹带文字。

章有年，浙江湖州府归安县拔贡，年三十三岁，在帽顶内夹带经文。

赵璂，浙江杭州府钱塘县监生，年三十四岁，在衣服内夹带文字。

罗森，江西建昌府南城县监生，年三十七岁，在笤箒柄内夹带文字。

赵光德，广西郁林州博白县贡生，年三十三岁，贴在身上夹带文字。

宋师日，云南楚雄府拔贡生，年三十岁，在袖内夹带文字。

范如菼，四川夔州府开县岁贡，在国子监肄业，年四十二岁，在帽胎内夹带文字。

常文麟，顺天府良乡县生员，年三十岁，在帽顶内夹带文字。

路之清，直隶河间府宁津县生员，年六十四岁，在帽顶内夹带表文。

李柱，顺天府通州生员，年三十九岁，在裤档内夹带经文。

靳福鏻，直隶深州饶阳县生员，年四十岁，在戒尺内夹带文字 。

从这张清单可以看出，被搜出的21位夹带士子，以八旗子弟和江浙考生居多，其年龄多在二、三十岁，至于夹带手段则是五花八门，身上穿戴的帽内、帽顶、帽缨、帽胎、裤带、裤档、袖缝，以及手上提的筐笆、烛台、笤箒、戒尺，凡可藏匿的地方，都塞进了夹带文字。对这21位夹带作弊的举子，监临官工部尚书哈达哈“照科场条例，立即于场前枷号示众，仍行文该部褫革。”这次顺天乡试，其头场考试除在外场搜出21名士子夹带外，内场应试也是一塌糊涂。其中。交白卷者68人，没有做完试卷者329人，真草违式及文不对题者276人。

八月初九日，在哈达哈等奏报顺天科场夹带问题的折子呈递进宫的当天，乾隆帝就颁下谕旨，他先痛斥道：“昨日头场点名，联命亲近大臣数人前往监看，竟搜出怀挟二十一人，或藏于衣帽，或藏于器具，且有藏于亵衣裈袴中者，其丧心无耻至于此极。”

及至二场考试，情况更糟。“仍有搜出夹带者二十一人，及见稽查严密，临点名时，散去者竟至二千八百余人之多。”头场夹带作弊的21人还在贡院门前枷号示众，二场又搜出夹带者21人，因怕搜查而闻风散者竟达2800余名，贡院门外被抛弃在墙阴路隅的备用夹带物——蝇头小卷不计其数。有个叫王应纶的考生，被军役怀疑夹带，送至工部尚书哈达哈面前，最后“从口中吐出表判文”。面对这一不堪入目的场闺现状，乾隆帝不禁指出：“士子品行如此，学问如此，是全仗怀挟作弊。”

二、严厉惩处 力斥非议

乾隆九年顺天科场大规模的夹带作弊案曝光后，内外震惊，舆论哗然，乾隆帝更是大为恼怒，他于八月十六日颁谕斥责道：“近来士习不端，不惟文风未见振起，抑且怀挟作弊，行类穿窃。诡计百出。竟有意想不到者。” 乾隆帝遂决意，借处理北闱夹带案之机，大力整饬科场夹带重弊。

第一、严厉惩处夹带案中的有关人员。

首先是被查出的42名夹带士子，均按科场条例处罚。在考场前枷号示众一个月后，革去功名，贬斥为民，终生不得再试。

夹带作弊的考生中，有几位朝中为官的家长，也受到处分。乾隆帝就此有谕说：“查怀挟生员内同陵泰，乃少詹事仙保之子；生员图敏，乃原任礼部郎中穆臣之子。伊等平日既不能教训其子，又复纵容犯法，咎亦何辞。”乾隆旨令：“科场怀挟原有处分父师之例，仙保、穆臣著交部严加议处。嗣后倘有犯者，将父师一并查究。” 乾隆帝重申的这则士子夹带父师连坐的条律，直到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才停止执行。

另有吏部郎中王应彩，其弟弟王应纶在第二场入闱时夹带，“从口中吐出表判文”。按例，士子夹带，“在兄弟之间原可不问及”，可是，身为郎中的王应彩为其弟四处喊冤，很有些打报不平的味道。乾隆帝知悉后专发谕令：“王应彩逢人极口称冤，则是伊弟犯法，伊并不以为非，尚欲袒护，亦属不合，著交部察议。”

乾隆帝认为，顺天乡试两场下来搜出40余人夹带，入闱者交了白卷和未答完卷子的有几百名，还有两千余名因怕搜检逃离考场，而这些考生都是经过挑选录送来的，因此，理当对“滥行咨送”的官员治罪。他说：“生员由学政录科，贡监由祭酒等录科，伊等所司何事，而将不能终卷之人滥行咨送，甚属不合，著交部察议。”并强调嗣后文艺荒疏者，俱不准录送。”

第二、严斥朝野非议，重申“不得不严行搜检”。

对于顺天科场的严格搜检，甚至搜到内衣内裤，当时外间已有些议论，乾降帝耳闻后于八月十六日颁旨解释说：“科场怀挟之弊甚多，势不得不严行搜检。至于搜到亵衣之内，原属非体。”可是，实际情况却是，“竟有藏匿于裈袴中者，委查之员何由预知其孰为有孰为无而分别之，则不得不概行搜检” 。

到九月初一日，翰林官黄明懿借为皇帝讲书之机，又当面提出不同意见，他说：“今岁北闱科场搜检太严，及于亵衣下体。头场、二场搜出怀挟只四十余人，而闻风退避散去者遂至二千余人之多，士气沮丧，有关国体。” 黄明懿的面奏，使乾隆帝感到，外间对顺天科场严格搜检的议论已不在少数，当此决意整肃科场之际，有必要进一步澄清是非明确立场。于是，乾隆帝以黄明懿的奏陈为由头，于九月初一日当天颁下一道长谕，依次谈了这样四个问题：

其一，夹带作弊危害甚大，已警告再三。乾隆帝说：“怀挟作弊，行类穿箭，乃最恶劣之习，大有害于科场者，联早已闻知，先期告诫，至再至三，而伊等估恶不俊。”因此，严行搜检，势所必然。

其二，此次顺天科场夹带作弊相当严重，其数绝不能说少。乾隆帝一连串地责问：“头场搜出二十一人，二场搜出仍二十一人，即此数亦不为少矣，岂黄明懿犹以为少乎？况贡院门外抛弃蝇头小卷堆积于墙阴路隅者更不计其数，此皆何人者？谓联不知乎？此预备夹带 临时变计者。且有含于口颊而搜检时咽入腹中者。”乾隆帝指出，头场交白卷和未能完卷者有三四百人，此实因“不能夹带而场中竟至搁笔者”。“其二场点名时，散去之二千余人，明系学问空疏，又见不能夹带，托言搜检太严待士非体，以不愿应试掩其无耻”。由此看来，夹带作弊到了何种猖撅的地步！

其三，搜到亵衣下体，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乾隆帝先是承认：“至于搜到亵衣之内，原属非体。若果无其人。则搜察官员过当之罪自无所逃。”接着，乾隆话锋一转，指出：“今既有其人，则有不得不通行之势，此又谁之咎乎？且士子有于亵衣下体怀挟经文者，此人心之大丧而读书者之耻也。”针对“以一二人之无耻累及千万人”的说法，乾隆帝再次强调：“搜查者岂能预知其为有为无而分别之？”乾隆帝以鲜明的立场坚定地支持严行搜检，说京师内外士大夫“起而攻搜检太过，则联不得不明言矣。”

其四，对责备搜检太严的翰林官黄明懿明令治罪。乾隆帝说：联之剔弊除奸，整顿颓风，培养士气，正所以崇国体也。“而黄明懿反以为士气沮丧，其谬妄已极。”乾隆帝分析，黄明懿敢借御前讲书之机胡言，“此必有不肖之士子造作浮言，互相煽惑，以鼠窃狗偷之行而有摇唇鼓舌之风，联若不函为整理，不但士习日颓无所底止，即伊等将来亦不免清流之祸。”乾隆帝谕令：“黄明懿身为翰林，若欲建白谏净，即当据实敷陈，今乃借进讲经书隐讽时事，甚属奸险诈伪，著交部严察议奏。”

三、整肃积弊 举措详备

针对顺天科场夹带案中暴露出的向题，为最大限度地防止考生夹带，乾隆帝颁布十分详细的条规，对考生的衣着物件作出明确规定：其服式，“帽用单层毡。大小衫袍褂，俱用单层。皮衣去面，毡衣去里。裈袴绸布皮毡听用，止许单层。袜用单毡，鞋用薄底，坐具用毡片”。“马褥厚褥，概不许带人”。其考具，“卷袋不许装里，砚台不许过厚，笔管镂空，水注用磁，木炭止许长二寸。蜡台用锡，止许单盘，柱必空心通底”。其用物，“糕饼悖悖各要切开”，“考篮编成玲珑格眼，底面如一，以便搜检” 。

乾隆帝不仅对考生的穿衣带物作出这样近乎苛刻的规定，而且还下令，点名入闱时，“务令各士子开襟解袜，以杜亵衣怀挟之弊”。并谕命“搜役两行排立，士子从中鱼贯而人，以两人搜检一人” 。

在处理顺天乡试夹带案的过程中，乾隆帝感到，冰冻三尺，决非一日之寒，顺天科场“今年怀挟如许之多，而从前各科悉皆朦混了事。”为此谕令：“著将乾隆元年以后监试之御史除 内帘外，俱交部查出议处” 。追究此前考场监试官员的疏纵之责。

另一方面，乾隆帝由顺天想到各省，谕传封疆大吏：“京师如此，则外省情弊不问可知。该抚、藩等专任监临、提调之责，总视为具文，一味姑容，取悦于众，深负委任。”他下令：“嗣后著照京师之例，监临官董率各官尽心严查，务使作弊之人不得漏网。倘仍蹈旧辙，经联访闻，或被科道纠参，或联差人前往搜出，必将监临、提调等照今年处分从前疏防御史之例，一并从重议处。”

乾隆帝还决定，通过裁减各省乡试名额，来整肃士子劣习。他就此颁谕说：“以今之士习观之，种种丑劣之行既尽已败露，联明知滥收之为害，精选之有功，若仍复大度包荒不为整顿，联不忍为也。”“与其宽登选以启悻进之门，不如严俊造以收得人之实。此联寓矜惜于整饬之中，曲为调剂，万不得已之苦衷也。”为此乾隆帝旨令：“其乡试中额作何量为裁减之处，著大学士九卿议奏。” 经朝中重臣会同商议，最后拿出意见：“将直省解额除零数不计外，于十分中酌减一分。”即将各省录取名额裁减十分之一，乾隆帝就此批示：“依议。”

应该说，乾隆九年顺天乡试的夹带作弊案是相当严重和极具典型的，两场考试竟搜出夹带者42人，而因惧怕搜检扔弃抄本逃散者更多达2000余人，这个数字确是触目惊心的。乾隆帝盛怒之下，挥斧整顿，他由此推出的一系列旨在禁防夹带作弊的有力举措，起到了一定的振作士习、整肃科场的作用，其中有些成为清朝中后期科举考试的定制，影响是深远的。